东西问·解码兔年丨高巍 ：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电 题：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
——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
中新社记者 杜燕
在中国 ，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盛行于东汉后 。历经千年演变，如今既保留传统习俗 ，又融入现代元素，不仅吸引着海外华人参与其中 ，更逐步走出“中国城” ，成为各族裔互动 、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展现世界各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为什么千百年来庙会备受青睐 ？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中国春节庙会 ？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 ，阐释庙会千百年嬗变，讲述春节庙会何以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 ，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 ：庙会在中国起源于何时 ？有何意义？
高巍 ：庙会是社会发展 的产物 ，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 ，并随社会发展体现时代色彩。
在中国 ，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 ，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 。“庙”字，繁体为“廟” ，“广”下一个“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廟 ，尊先祖皃也。从广 ，朝声。”即“庙”本意 是供祀祖先的场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时祭祀主要 是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以祈求庇佑和保护 。祭祀过程中，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仪式 、进献供品、演奏音乐等 。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庙会的雏形 。
到东汉时期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道教也逐渐形成 ，佛 、道两教以庙观为场地举办多种活动 。随时间推移 ，一些活动走出庙观，巡行队伍中有避邪 的狮子、宝盖幡幢 、百戏杂耍等活动，热闹非凡 。小商小贩们看到庙观的烧香拜佛者多，在庙观外摆起各式小摊 。在庙观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这种民间活动被称为“庙会”，又称“庙市” 。
2022年，民众在河南淮阳太昊陵二月二庙会祈福 。牛书培 摄商业气息随群众性 、娱乐性 的增加而增强 ， 是在唐宋时期。唐宋以后 ，在中国农历新年 、元宵节 、二月二、三月三等节日举行 的庙会 ，延续下来并迅速蔓延。
庙会上，官员 、客商、民众、僧侣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开庙之日，百货云集 ，凡珠玉 、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 、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 、杂技之流，无所不有 。”这 是清代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的庙会盛况。
庙会因商贸、世俗文化等 的融入，从祭祀活动、朝山进香等民间信仰活动演化成集信仰、商贸、娱乐 、旅游、休闲、探亲、会友于一体 的民间盛会，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 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春节，北京地坛庙会的“皇帝”祭地表演吸引民众观看。富田 摄中新社记者 ：为何千百年来国人热衷逛庙会 ？
高巍 ：文化 是精神价值的体现。中国幅员辽阔 ，民间信仰种类繁多 ，加上“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的特点 ，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
庙会是历史、传统 、文化的缩影 。已公布 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有33个庙会以“民俗类”项目入选，如北京厂甸庙会 、山西晋祠庙会、上海龙华庙会等 。
颇具特色的市井叫卖 ，热销 的古董字画、精彩的花会表演，还有摔跤比赛、双簧表演 、京剧清唱……北京厂甸庙会历时四百多年，经由祭祀而庙市 ，转而书市，渐成文商并举 的春节逛厂甸民俗活动，以其“雅俗相济 、商娱相融”的独特魅力享誉京城，成为展示京味民间文化和宣南文化 的窗口和平台 。
2018年春节 ，北京厂甸庙会的传统摔跤表演 。贾天勇 摄晋祠庙会古称“赛神会” ，源于西周时期祭祀叔虞之母邑姜诞辰的仪式活动，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历时五天，晋祠水镜台演戏酬神 ，附近百姓上香祈福 。庙会期间，还有社火表演等，展现山西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 。
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著名庙会之一 ，可追溯到唐代，近代曾吸引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此一游 。龙华庙会具有都市性 、商贸性和娱乐性 的特征 ，除祭祀神佛外 ，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 的传说故事，并形成了丰富的庙会民俗事项 。
2015年4月 ，上海龙华庙会 。周东潮 摄庙会不断发展变化，满足当时社会条件下民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折射出地区 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 ，反映时代 的变迁 。因此 ，从古至今 ，庙会流行于中国各地 ，各具特色，备受民众喜爱 。尤其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节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给人们带来无限喜庆，过年期间逛庙会更成为各地民众欢庆新年的重要形式。
中新社记者：庙会如何体现民俗风情和时代特色？庙会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基因” ？
高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 ，扎根地方社会 的文化基础中 ，反映当地 的民俗风情。
以北京地区为例，老北京庙会起源于辽代，发展于元末明初 ，兴盛于明清两代 。昔日北京城庙宇多，庙会也名目繁多，按内容可分为宗教类 、祭祀类、商贸类 、文娱类 、观光类 ；按开办时间和性质分，每月逢一、二、九、十是隆福寺，主要售百货 、小吃、花鸟鱼；逢三 是土地庙，主要售土产、百货等 。
2003年元宵节，北京市民在隆福寺大街猜灯谜。史利 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 ，庙会继续举行。由于历史原因 ，北京庙会一度退出民众日常生活 ，到1984年举办龙潭庙会、1985年举办地坛庙会，北京庙会开始复苏 。
1996年2月，北京龙潭庙会上，“鼠”轿夫抬着娶亲 的轿子鼓乐齐鸣 ，引得逛庙会的中外游客争着上轿当回“鼠新娘”。王瑶 摄随着改革开放 ，经济多样性带来文化多样性 。北京 的庙会逐渐形成多元化 的格局：有传统庙会，也有时尚庙会 ；有京味儿庙会，也有洋味儿庙会；有大型庙会 ，也有社区的微型庙会 。近年来，商家庙会方兴未艾 ，博物馆庙会、科技馆庙会蔚然成风。
2018年2月，小丑在北京石景山游乐园“洋庙会”表演。任海霞 摄联通古今、融汇东西，庙会以其深厚的历史沉积、浓郁 的传统风韵，不断融入新元素而繁衍传承，更 是让其他传统技艺得以传播和传承 的载体 。
庙会 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空间 。所谓“文化空间”，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整体 、综合 、真实 、生态、生活地展示一种文化传统或模式 。庙会就 是以社会大规模群体活动 的模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大型集体活动完成一定范围内 的年度社交礼仪 。这 是一种仪式感，不是个人在家可以完成 的，也不 是去突出某个人或某种利益 ，而是需要民众走出家门、走进活动 ，处于异于平日的节日环境中，满足情感诉求 、体味文化享受 ，就像人们在春节期间逛庙会获得“年味儿”体验。
2023年1月13日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举办小年庙会 。现场有舞狮 、剪纸、糖画 、糖葫芦、兔爷彩绘、写福字、套圈 、投壶等民间技艺和非遗体验活动 。北京市西城区供图中新社记者：庙会为什么能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 ？
高巍：从古至今，中国的各种庙会吸引无数民众。在港澳台地区 ，信众广泛 的传统庙会与祖国有着割不断 的联系。在海外华人居住区 ，从祖国带去 的庙会欢愉热闹 ，以特殊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血脉。
2014年3月 ，香港第十届大角咀庙会热闹开幕，举办大型巡游汇演。洪少葵 摄中国庙会是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 的狂欢节” 。与西方狂欢节 、万圣节等相比 ，这些节日均源自宗教且在历史发展中扩展内涵，加入本地文化特点，内容丰富多元， 是各地民俗文化 的缩影与延伸 ；不同 的是 ，中国庙会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 ，许多地方 的庙会是根据所在地 的气候特点确定日期 ，结合当地风土人情举办 。因此 ，中国庙会往往与农历“二十四节气”相呼应 ，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 的重要节日，春节在中华儿女心中是最重大的节日，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仁爱 、和谐、勤劳等民族精神 ，传达着个体的美好冀望 ，展现出人 的本质，即相互关爱 、相互支撑 、相互帮助。
近年来，海外“春节热”逐年升温 ，很多国家陆续将中国春节确定为当地 的公共假日 。在欢庆春节的活动中 ，举办庙会成为许多城市 的不二之选，舞龙舞狮、游行等表演为主 ，集市为辅，更让节日传递 的文化精神得以升华 。
2008年2月，美国洛杉矶中国寺院西来寺举办传统庙会，华人华侨欢度新春。贾国荣 摄在节日的欢乐祥和气氛中 ，中国庙会的内容和形式未来仍会不断丰富、变化 ，成为各地民众乐于感受 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感受人与人之间 的美好，感受中华传统民俗虽经千年却历久弥新。(完)
受访者简介 ：
高巍，北京民俗学会会长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民俗研究。著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民俗文化史》《四合院》(本书荣获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幡鼓齐动十三档》等多部著作 。
东西问｜曾明 ：为何在人生“至难” ，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 编者按 ：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 ，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 ，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彼独何术也 ？”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 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 ；晚年被贬惠州 、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 ，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 ，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 ，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 ，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 。他的一生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 ，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 ，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 。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 ，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 、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 ，安万民 ，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 ，“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 。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 ，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 ，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 。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 ：苏轼提出 的哪些主张 ，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 曾明 ：《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 ，执政重民生 ，以人民为本 ；安定靠制度 ，讲规则规矩 ；太平须“活法” ，应改革创新 。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 ，守之以专 ，达之以强” ，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 的情况下 ，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 ，只有这样 ，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 ，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 ，鲜不厌者” ，做到了“一”与“多” ，“恒”与“变”的统一 。苏轼主张渐变 ，而不 是“突变” 。苏轼“择先王之成法 ，而法其所以为法” 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 ，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 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 。《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 ，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 ，不践古人” 。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 、以诗为词 、以文为赋 、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 ，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 。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 ，呈现赋体文 的特点 ，前 、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 ，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 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 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 。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 ，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 ，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 、读懂中华民族 。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 ：苏轼有哪些华章 ，成于“犯其至难” ？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 ，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 ：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 ，甚至待人接客之中 ，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快意逍遥之中 。自然中 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 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 不管“大江东去” ，还 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 。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 、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 。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 ，而 是登高望远 ，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 ，却仍有“人生如梦” 的哲思 ，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 的遐想 。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 的可能性 ，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 ，可信、可爱、可敬 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同样反映出 ，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 ，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 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 。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 的目标 ，就没有克服不了 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 ，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 ，出版专著6部 ；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 、转摘 、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 、二等奖5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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