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 的古铁雷斯
即便 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 ，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 ，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 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 ，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 ，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 ，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 。多目标 、无重点的齐头并进 ，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 ，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 的高度多元和“大佬” 的缺乏，让气候 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
延期40多个小时后 ，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 。最漫长 的气候谈判记录 ，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 ，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 ，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 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 。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 ，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 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 ，不过 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 的一个缩影 。
无论 是“大年”还 是“小年” ，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 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 的例子比比皆 是 。
但这就 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 ，才能通过相关决议 ，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 ，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 。看上去低效 ，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 ，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 ，似乎有失公允 。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 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 的主线， 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 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 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
这个遗产之一 ，便 是谈判成果 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 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 ，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 ，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 、城市) 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
形成新 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 ，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 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 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 ，反对力量影响增加 ，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 ，气候江湖里 的攻守 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 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 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 的策略选择。
中国 、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 ，继而以相关 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 的重要遗产 。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 ，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 ，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 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 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 是多边机制达成 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 的因素愈发凸显 ，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 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 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 ，气候变化问题 是基于科学 的研判 ，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 ，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 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 ，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 、土地使用等方面 的一系列变革 ，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 的一致行动 。
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谈判中 ，参与方 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 ，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 ，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 ，或者说是与对应 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 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 ，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 的可能性 ，实践中需要做出 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 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 的产业 ，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
与此同时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 、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 、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 的进程 。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 。硬币的一面 是全球变暖 、生态恶化等危机 ；硬币 的另一面 是人 的需求 ，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
解决大命题 ，需要政治意愿 ，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 ，需要着眼大局 。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
从全球社会经济 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与保护共赢 ，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 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 的同时 ，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 是“诗与远方” 的愿景勾勒，而 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的实际担当 ，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 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 ，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 的转变 、商业及投资模式 的创新 ，以及技术进步 ，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 ，欧盟委员会提出 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 、能源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 、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 的探索和经验 。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 。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 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 ，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 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 。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 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 。(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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